振兴中华需两岸共同努力—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球速体育- 球速体育官方网站- APP下载

2025-10-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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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14年,孙中山先生(前排右五)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。图为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合影

  2025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。从北京、江苏、上海、广东、福建到台湾、香港,并延伸至海外各地,都在以不同形式举办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。

  在台湾,纪念孙中山机构、中国中央以及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早在2024年底就开始筹划。自2025年3月起,它们陆续推出纪念特展、座谈会、纪念会、音乐会、植树及健行等活动,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之意。而在大陆,各地开展的研讨会、纪念活动,也纷纷聚焦于孙中山先生精神的当代价值。这充分说明,传承、研究、发扬孙中山先生的学说,是我们值得长期坚持的学术志业。

  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革命事业,胡适称之为实行家,钱玄同称大家公认他是国民导师。作为一个时代的伟人,我们尊崇他是因为他有天下为公精神的伟大人格、领先于时代的国际观、还有为中国的国家发展做了长远的擘画。

  清朝末年,国家深陷内忧外患:战争打开国门,义和团运动引发八国联军侵华,《辛丑条约》等不平等条约使国家主权尽失、民众苦难加深;列强趁机瓜分中国,强租港湾、划分势力范围、夺取铁路修筑权……清朝统治已摇摇欲坠,革命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。孙中山先生因为家中兄长早年到夏威夷发展,进而有此因缘出国留学,而后又在香港接受专业的医学训练。这段幼年与青年阶段的成长过程,对他孕育革命救国的宏愿有极大的影响。海外生活让他直观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先进—他曾在给英国学者翟理斯的信中回忆:“留学途中,见轮舟之奇、沧海之阔,慕西学之心更甚”。这让他开始思考:为何西方能如此进步,而中国却深陷贫穷落后?革命救国的宏愿,就此在他心中萌芽。

  投身革命后,孙中山先生长期辗转于中国、美国、欧洲、南洋之间,为宣传革命奔走。他反复思考两个核心问题:如何推翻清朝?清朝垮台后又该如何治理国家?早在1894年,他就上书李鸿章,提出“人尽其才、地尽其利、物尽其用、货畅其流”的主张,这是他对国家发展的早期思考。后来提出的,更是兼顾中国传统与西方先进理念的创举—既承“天下为公”的儒家思想,又吸收西方民主、法治、经济理论,成为指导革命与治国的核心思想。进入21世纪,当美国发起关税战时,人们蓦然发现,孙中山先生早已对国际贸易、国与国平等及主权独立提出清晰主张,其民族主义思想的高瞻远瞩令人佩服。

 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,孙中山先生正于美国丹佛募款。他没有选择立即回国参与实战,反而决定先开展外交努力。他认为,此时外交斡旋比军事行动更能决定革命的成败。于是,他从丹佛出发,前往纽约、伦敦、巴黎等地,要求欧美国家在革命党与清朝政府间保持中立,甚至说服外国银行团停止对清朝政府的贷款。清朝政府财政陷入绝境,宣统退位已成必然。在当时的革命领袖中,唯有他认识到国际力量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,彰显了独具慧眼的国际视野与外交智慧。

  武昌起义后,中国情势复杂:湖北、湖南新军各有领导,北平的袁世凯首鼠两端、心思叵测。孙中山先生的心腹得力助手如胡汉民等人建议他留在广州,以军队为后盾,但他坚持前往上海、南京号召全国人心,而非偏安南方。他早已做好准备,必要时让位袁世凯,利用其北洋军队逼迫宣统退位。他说:“谓袁世凯不可信,诚然。但我因而利用之,使推翻260余年贵族专制之满州,则贤于用兵十万”—这种权衡大局的取舍,正是革命领袖的战略眼光。

  1912年1月,孙中山先生众望所归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但4月1日他就下野,以大公无私的情操让位给袁世凯,让满清顺利走入历史,这不就是他天下为公的伟大情操吗?至于后来袁世凯野心不改,竟然又当起皇帝来,孙中山先生也立即发起护法运动,推翻袁世凯,这也彰显他大是大非的一面。

  后人对孙中山先生“天下为公”精神实践的景仰以及他有远见的国际观,也奠定了他成为时代伟人的基石。

  在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的过程中,许多人都以革命党领袖称呼他,殊不知他认为革命只是一个过程,革命破坏后还是要推动建设。他坚信,之目的,不在破坏,而在建设,也就是建设才是推动革命的基础与动力。

  孙中山先生让位给袁世凯后,便接任全国铁路督办,埋首于铁路网络规划中;他走遍各地演讲,强调“民生主义是建设的核心”,勉励青年“做大事不要做大官”;他带领在野人士发展教育、振兴实业,将打造成以“巩固共和、实行民生”为宗旨的“建设党”,念念不忘为国家培育“建设人才”—他深知,没有人才,建设只是空谈。

  1924年是孙中山先生建设理想的集中爆发年,也是他革命事业的重要转折点:1月,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,通过宣言重新诠释,将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纳入纲领,将“建设”提升为革命的核心任务;6月,黄埔军校(中国陆军军官学校)开学,一批又一批抱着“视死如归”豪气的国共青年进入军校,他们后来经历东征、北伐、抗日等战役,打倒军阀、统一国家、抵御外侮,用鲜血捍卫了国家主权,中山先生若泉下有知,当为军校的成就感到宽慰;11月,广东大学(为纪念孙中山先生,后于1926年改名为中山大学)成立,百年间培育了无数工程、科技、教育人才,为国家建设贡献了源源不断的力量。这“一文一武”两所学校,正是孙中山先生“建设为基”思想的具体实践—既要“捍卫国防的劲旅”,也要“建设国家的精英”,二者相辅相成,才能实现民族复兴。

  然而,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,最终导致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,这显然超出了孙中山先生的预期。他一生致力于“民族振兴”,期待的必是两岸放下分歧、加强合作,共同实现国家统一与发展。正如他在《建国方略》中所擘划的铁路、航运、电力等蓝图,如今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早已将这些规划变为现实:高速铁路里程世界第一、深水港(如上海洋山港)吞吐量全球领先、跨海大桥(如港珠澳大桥)技术领跑国际……这些成就,正是对他“重新改造中华”理想的最好回应。而两岸的融合发展,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必经之路—唯有合作,才能让“建设”的火种跨越海峡,照亮民族复兴的未来。

 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,是“从革命到建设”的一生。他用“天下为公”的初心,将革命的激情转化为建设的理性;用“建设为革命”的智慧,为民族复兴作出了杰出贡献。今天,当我们看到大陆的建设成就,当我们期待两岸的融合发展,更能读懂他的未竟之志:革命不是终点,建设才是对革命最好的继承;民族复兴不是口号,而是对他“天下为公”理想的最好践行。

  1924年秋,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、吴佩孚政权。应冯玉祥、段祺瑞、张作霖之邀,孙中山先生决定北上共商国是。他的腹案是先召开预备会议,以下列团体之代表组织之:一、现代实业团体。二、商会。三、教育会。四、大学。五、各省学生联合会。六、工会。七、农会。八、各省反对曹吴(曹锟、吴佩孚)各军。九、政党。以上各团体之代表,由各团体派出之,人数宜少,以期得迅速召集。在当时政局动荡不安、处处混乱之际,这样的国是会议预备会议构想已经是兼顾理想与现实。孙中山先生设想周到的代表性,原寄望以此会议,让菁英政治共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。可惜稍后不久孙中山先生即因病过世,国是会议也就束诸高阁。

  孙中山先生北上时,因沪津船票难求,曾取道日本神户,并于11月28日向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发表《大亚洲主义》演讲,呼吁日本支持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。可惜奉行军国主义的日本政府未听忠告,反而走上侵略之路—从强占朝鲜、日俄战争到全面侵华,终致广岛长崎核爆之祸。这些惨烈的战争印证了孙中山先生的警示:霸权之路必酿双输惨剧,而“济弱扶倾”的精神,方为人类和平之基。

  孙中山先生当年历尽千辛万苦,带领革命志士抛头颅、洒热血,为的就是追求中国之自由平等,结束连次殖民地地位都不如的屈辱。然而孙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之久,他所期待的中国统一仍未实现。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发展的两岸甚至全球人士都应该共同来思考,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与途径。台海如果必经一战才能带来统一,那将注定又是一场民族悲剧,这是我们万万不愿看到的。

  孙中山先生曾说:“革命尚未成功,仍需努力。”这“成功”不在战场胜负,而在民心归聚;这“努力”非为攻城略地,而为共筑家园,更为迎头赶上,建立现代化的中国。在中山先生逝世百年之际,在追随他的理想之路上,至少我们应该可以大声的说“振兴中华正在路上,两岸同胞一起努力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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